【名家訪談】戴斌，陽玉平：新質生產力視域下我國旅游的理論建構與實踐研究 ——凯发k8国际院長、博士生導師戴斌教授訪談

2024-08-25 字號:[ 大中小 ]

近期，凯发k8国际戴斌院長接受《社會科學家》雜志名家訪談欄目專訪，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旅游經濟體系建構、文旅融合理論與實踐、“網紅城市”與可持續開展、旅游高質量開展的現狀與未來，以及旅游新質生產力培育等主題展開對話。全文分享如下。

陽玉平（以下簡稱“陽”）：戴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訪談。我們知道，您在我國旅游界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并為我國旅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旅游界的學者以您為治學的“風向標”。您能介紹一下您從事旅游研究的契機和治學歷程嗎？

戴斌（以下簡稱“戴”）：從大歷史觀而言，學術、理論和思想，都有它演化的方向和開展的必然性，和其他自然科學、工程科學和社會科學一樣，有其內在的客觀規律。具體到旅游領域，國家戰略、人民期盼、業界所需，都與時代開展和宏觀敘事有關系，所謂形勢比人強。就個體而言，我們這代人的學術成長還是有蠻多偶然性的。我小時候在淮河邊上長大，就是玩耍讀書，后來到縣城中學去讀書，并沒有從小立下什么鴻鵠之志，成為這個家那個家的，就是要讀書吧，不然怎么樣呢？體質不是很強壯，做不了農活嘛，就聽家長的話去讀書，就是聽老師的話，好好讀書。

中學是在縣城中學讀的，喜歡文學。那時候搞語文教改，老師教《古文觀止》《戰國策》、唐詩、宋詞等，自己也喜歡學，下雨天也要對著屋檐下黑板報誦讀。自那時起，便有書生意氣、家國天下的文人夢，高中和大學曾經發表過小說、詩歌。1986年去江南小城讀書，學企業管理專業，畢業后到高校里去做了教學秘書，然后任教，1995年考取安徽財貿學院的研究生，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記得恩師徐從才教授曾經問我想讀什么專業，我說還是想讀文學。恩師說，農村的孩子還是讀些有用的吧，就選經濟學。恩師說，經濟學這條羊腸小道上有太多的人了，學旅游，這是一個新興的學科。那時候對旅游壓根兒沒有感覺，就是覺得聽老師的話不會有錯的。后來在學校的安排下，去了南開大學，按照學分互認、導師雙聘的原則讀了一年半的書，然后寫論文，算正式踏上了旅游研究的道路了。

自那時到今日，也算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了，學術生涯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和三段經歷。

第一個階段是從1995年到2008年這段時間，主要研究酒店和住宿業。碩士學位論文《現代飯店集團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國有飯店轉型與變革研究》，在經濟型酒店、飯店品牌建設、汽車旅館、機場酒店、鐵道酒店等領域出版過一些論著，也主持和參與了不少應用研究項目。回頭想一想，算在兩個方向上做了些推進工作：一是把飯店管理引入了宏觀視野和本土意識。二是作為學者，順利獲得東營賓館、中航旅業、首都機場旅業、中國職旅總社、東航酒店、七天酒店，特別是嶺南集團等項目，從實踐上有助于了國有飯店和旅游企業的轉型重組，積淀了若干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典型案例。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階段就是2008年以后，由于工作變化的原因，我的旅游研究轉向更為宏觀的產業政策和旅游思想。先后提出了大眾旅游人民性、智慧旅游現代化、消費是理解旅游經濟的鑰匙、景觀之上是生活、主客共享等學術觀點，參與了相關的政策研究、立法研究和旅游開展規劃工作。無論是第一還是第二個階段，無論飯店研究還是旅游經濟研究，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學者要與中國的旅游開展實踐相結合，將最大的學術資源和精力配置到中國旅游問題的研究上，為人民的旅游權利鼓與呼，為旅游業高質量開展咨政建言。

研究生畢業后，從1998年到2008年，我在安徽財經大學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工作，兩次破格晉升副教授、教授，先后擔任了系主任、科研處處長、校長助理、獨立學院院長等行政職務。那十年是堅守在教學科研第一線的十年，取得過北京市優秀教師、北京市拔尖創新人才、全國優秀教師等榮譽稱號。那十年也是教育理念穩步成熟的十年，寫下過不少隨筆和講稿，后來結成了名為《語路》、《天下》、《一個大學校長的夢想》三本文集。將語者、論者、學者作為自己的畢生夢想，在書房著書，在校園立說，在業界弘道。

2008年4月，我離開高校，受原國家旅游局委任，組建凯发k8国际，歷任團支部書記、副院長、院長。2015年，中央編辦批復原國家旅游局，依托凯发k8国际組建國家旅游局數據中心，局黨組任命我為數據中心主任。2008年到2018年，是我自己學術思想重大轉變的十年，開始從產業政策和宏觀管理的角度，系統思考大眾旅游的人民性和旅游產業現代化等主題。這十年也是科研管理理念逐漸成熟的十年，經由實踐的思想有助于思想的實踐，努力將學術共同體打造成為有助于旅游產業高質量開展的獨立力量。在此期間，先后主持國家社科重大和重點項目，主持召開了全國游客滿意度調查、中國出境游客滿意度調查、旅游經濟運行分析與開展預測等項目，合著出版《旅游經濟監測與預警研究》、《游客滿意論》，主持編寫《旅游經濟藍皮書》和國內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國民休閑、旅游住宿、旅行服務、旅游景區和旅游集團開展報告，及每半月一期的《旅游內參》。主持創辦并推廣中國旅游科學年會、中國旅游集團化開展論壇、全國旅游管理博士后論壇、“歡迎中國（Welcome Chinese）”、“旅游思想者”、旅游經濟實驗室、《中國旅游評論》輯刊等項目，倡導“服務產業、報效國家”的學術理念，并身體力行之。

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創建以后，凯发k8国际轉隸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旅游局數據中心改為文化和旅游部數據中心，我繼續擔任其黨政主要領導職務。2020年，取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23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心中有了歷史的自覺，開始站在國家層面思考旅游問題。這是心路歷程上的巨大變化。在淮河邊寫作的時候，在定福莊教書的時候，是教員和學者的思維，一堂課接一堂課地教，一篇文章接一篇文章地寫，一個項目接一個項目地做。到了政府研究部門，獨立領導一支團隊，肩上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會多了起來。站在大會堂，在國徽下走委員通道回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個人的功名心開始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歷史自覺性。三十年的旅游工作經歷讓自己的治學理念持續蛻變，政治站位不斷升華，從一名教員、學者走向一名專業智庫的領導者。很幸運成長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大眾旅游時代，這一代知識分子取得了服務產業、報效國家的機會。

陽：旅游屬于經濟學科，長期以來都與經濟密切相關。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開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不僅成為學界經濟研究的重要領域，而且成為我國重要的支柱產業。尤其是21世紀以來，旅游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凸顯。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都是從經濟的角度去研究旅游，也更加關注它的經濟效益。您認為旅游在我國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建構中具有哪些重要的價值？

戴：旅游產業屬性強，市場化程度高。對此，旅游學術界給予了正面回應。20世紀后20年的旅游學術研究的重點是資源開發規劃，21世紀前20年的研究重點轉向消費、市場和產業。20年前，我在《旅游學刊》發表一篇論文《旅游中的經濟現象與經濟學視角下的旅游》；5年前，我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本《旅游消費論》，可以代表我作為一名學者對旅游與經濟之間關系的系統思考。

1978年改革開放拉開了市場化意義上旅游產業開展的時代帷幕。當時開展旅游就是為了要創匯，目標很簡單，讓更多的外國人進來看看我國的大好河山，換取更多的外匯。到了1989年，入境旅游的黃金十年基本結束了。1993年，國家開始開展國內旅游。1999年第一個國慶黃金周，七天假期旅游接待人數2800萬人次，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從那時起，我國旅游業逐漸進入了大眾旅游開展階段。政府和業界需要知道旅游需求潛力、消費規模、消費結構、消費行為特征，進而對學術提出了新要求。入境旅游時期，歐美游客懷著對東方大國神秘想象到訪中國，華人華僑和港澳臺同胞懷著對故土家園的眷戀來到祖國、來到內地和大陸，市場是既定的，需求是清晰的。國內旅游，以及同時起步的出境旅游沒有這個基礎，我們第一時間要研究需求是什么。面對新市場、新需求，旅游供給也是全新的。無論是研究需求還是供給，以及動員社會資源和市場力量有助于產業開展，微觀經濟學的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競爭理論、價格理論，宏觀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財政政策、金融政策，都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基本國策，旅游創匯、新的消費增長點、拉動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等旅游中的經濟現象，都成了旅游學研究重點。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經濟學者在旅游研究中的話語權越來越高，旅游中的經濟現象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隨著城市旅游的開展，城市內生或依托城市而生的市政公園、郊野公園、主題公園、游樂園、文博場館，特別是旅游景區、度假區、街區、商圈等“三區一圈”成為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間。這些面向市民的休閑空間和生活場景，哪一個是專門為旅游而存在的呢？游客來與不來，上海的黃河路、廣州的北京路、成都的春熙路、北京的王府井，它們都是存在的。游客來了，這些空間變成旅游空間，購物變成了旅游購物，餐飲變成了旅游餐飲。因此，從需求的視角和消費的視角能更好地理解旅游經濟。可以說，消費是打開旅游這扇大門的一把鑰匙。對這個問題的系統思考，體現在我與張楊博士合著的商務版《旅游消費論》中。既然消費是打開旅游經濟的一把鑰匙，就可以沿著消費鏈條往前去，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向擴展旅游的理論視野和實踐視域。從時間維度上，我們用消費這把鑰匙打開了一天中的夜間旅游、四季中的避暑旅游和冰雪旅游。從空間維度上，我們用消費這把鑰匙打開了城市和鄉村、國際和國內等不同空間的旅游活動，極大拓展了旅游研究的邊界。在印度國立旅游學院演講時，一位學生問我什么時候去中國最好？哪個地方最好？我的回答是，中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時光都是最美麗的。這并不是一個外交辭令，從游客的視角看，所有異國他鄉的美麗風光和美好生活，都是值得我們向往的，都是可以從中體驗愉悅和幸福的。

當前旅游經濟有兩個可以稱之為“日常化”的特征，一是旅游正在加速進入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成為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特別是都市型旅游目的地，開始廣泛進入當地居民的生活場景和休閑空間。過去游客到了桂林，看的是漓江山水，住的是酒店，吃的是旅游餐，出行則是旅游大巴，聽的是導游講解。當地的居民呢？去菜市場、商場、戲劇場和電影院。今天，橫亙在外來游客和當地居民之間的無形之墻已經消失。游客仍然會去漓江，也會去勝利米粉店吃早餐，會去菜市場購買當地的特產。當我們用消費的視角，用疊加性消費去研究旅游經濟的時候，我們會看到一個相互融合又彼此促進的新格局。

旅游能夠拉動消費、擴大就業，也能夠帶來增量投資和創意研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無論是旅游景區、度假區的建設，還是旅游酒店、餐飲和旅游零售業的研發和創新，都離不開投資。投資起來了，大眾旅游全面開展的新時代、旅游產業現代化轉型的時代就來臨了。

陽：2018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掛牌創建，其主要職責是貫徹落實黨的文化工作方針政策，研究擬訂文化和旅游工作政策措施，統籌規劃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旅游業開展等。由此，開啟了我國文旅融合的研究熱潮，也打開了旅游研究的新視野。文旅融合在于“用文化的理念開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傳播文化”。請問經過幾年的文旅融合歷程，您認為我國在文旅融合建設方面具有哪些理論特征和實踐經驗？

戴：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開展，是黨的二十大作出的戰略部署，也是學術共同體必須回答，而且必須回答好的時代之問。2018年4月，隨著文化和旅游部的組建，“詩和遠方”在一起了，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一時成為網絡熱詞。一時間，媒體、專家、學者和社會各界紛紛發表觀點和意見。我說的是“觀點和意見”，而不是“理論”，比如“詩與遠方為什么要在一起”“如何在一起”“在一起要做什么”等學理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深入探討。現在看來，有歷史意識的學者不能滿足于發幾篇學術論文、出兩本專著、得幾句批示，而要真正謀“國之大者”、回應“民之關切”，著力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當代旅游開展理論體系。

從大眾旅游的人民性、智慧旅游的現代化和綠色旅游的未來感、文明旅游的世界觀出發，系統研究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為什么、誰來融、融什么和怎么融”等一系列重大現實課題，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旅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2018年春季，凯发k8国际組織專門力量寫了三份特別報告《美好生活是文化建設和旅游開展的共同目標》、《市場主體是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的關鍵力量》、《大數據是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的突破口》，初步回答了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為什么、依靠誰、做什么”等基本理論問題。沿著這個方向，我和團隊在過去五年里順利獲得《旅游內參》（含特別報告）、《中國文化和旅游大數據》等內刊與《中國旅游評論》和微信公眾號等平臺，以及專項課題、演講、會議、采訪等渠道，回答了融合開展過程中的一些現實問題，也取得了若干研究成果。現在看來，還不夠系統、不夠深入，特別是學習習近平文化思想，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講好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的中國故事所需要的學理、哲理、道理方面，在國際旅游研討合作中如何更好地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有助于世界旅游共同體建設方面，還要下更多的工夫。當代旅游開展理論的建設過程，也是與旅游業開展實踐緊密互動，順利獲得思想賦能和價值引領，推進旅游業高質量開展的過程。學術研究要能夠提出當代旅游開展進程和現狀的解釋框架，也要敢于和善于提出未來的開展方向，并盡可能付諸行動。

有助于旅游業創新開展的同時，也要自覺接受實踐的檢驗。為此，旅游學術共同體要強化理論建設和實踐指導能力。理論建設者應當，也可以成為高水平的旅游研究團隊，既要出規范的學術成果，也要有高水平的思想產出。理論建設者應當，也可以成為高素質的旅游宣傳團隊，既要向同行傳播，也要向業界宣傳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的理論成果。理論建設者應當，也可以成為高質量的旅游工作團隊，既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工作部署，也要獨立召開面向未來的創新項目。2015年，凯发k8国际啟動了“旅游思想者”項目，為什么要面向企業家？為什么用文言文寫頒獎辭？是因為我們想以國字號的研究平臺，以莊重典雅的文字，為那些愿意并能夠為國家旅游權利而奮斗的企業家樹碑立傳，讓千千萬萬的旅游從業者享有職業的尊嚴。具體而言，就是以實踐的思想有助于思想的實踐。我們還與大業漫奇妙公司啟動了“親子文旅實驗室”項目，讓文化領域的創作者看到旅游市場的消費潛力，讓文化產業的投資者可以看到長期回報的廣闊前景。假以時日，院司合作和持續互動完全可能會培育出中國版的《芝麻街》，成為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的經典項目。這些工作可能寫不進學術成果目錄，也沒法計入某個級別的科研項目，可正是這些與市場一線緊密結合的會議、項目和作品，讓我們找到了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的現實可能。也只有做了這些工作，才會發自內心地認同并帶動更多的同行者自覺踐行“文之大者，為國為民”，學亦是。

持續探索政府認可、學界認同、行業滿意的新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新范式，以及旅游智庫建設新模式。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不同于西方國家為特定利益群體的代言者，也不是封建社會為帝王將相謀權術的策士，更不是什么師爺和門客，而是要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服務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給予高水平的咨政建言成果。與此同時，理論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還要有效引導輿論，開啟民智，講好新時期的中國故事。旅游學術共同體要系統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業的重要論述，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理論建設者要到市場一線去，到產業一線去，倡導并踐行“靈活機動的調查，深入細致的研究”。要下決心改造我們的學風、文風和作風。不要一談文化就是戲劇場的舞臺藝術，就是博物館、美術館的陳列作品，就是詩歌、散文、小說、廣播、電影、電視、曲藝。這些當然是文化的表現形式，也是文化工作的重要領域，更要看到“以文化人”的價值追求和歷史傳統。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西大同時強調，開展旅游要以保護為前提，不能過度商業化，讓旅游成為人們感悟中華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過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中華民族的傳統，也是增強國家認同，活化歷史記憶的有效途徑，而不僅是看看異國他鄉的風景民俗這么簡單。過去這些年，旅游業在市場化的道路上走得很遠，取得了不少令人自豪的商業成就，而游客的不文明行為、市場宣傳和商業實踐中的“三俗”傾向也需要加以重視和反思。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國民素質提升的角度，再來看“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提法，我們對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的指導思想會有全新的理解。有了理論的自信，才會有行動的自覺，才可能把上網沖浪、休閑旅游、會議研討、走動和聊天等日常活動看作似企業訪談一樣的調查研究，而且隨機的調查和日常的研究更能夠幫助我們找到理論建設的突破口。一旦有了想法，就要敢于也要善于行動，在行動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動，從而實現“行動、研究、再行動、再研究，直至完善”的預期目標。理論建設者要加強與國際國內旅游、文化、經濟、社會、科技等領域，與學界、業界和政界的廣泛研討。體制機制創新是為了促進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質量開展，也就是順利獲得新機制、新動能讓文化和旅游融合從較高水平走向更高層次。這就需要我們從質性和量化兩個方面分析融合的現狀是什么樣子，廣大游客、市場主體和行政主體對未來融合的核心訴求是什么。像《旅游科學》年會這樣的學術共同體的公開論壇和內部研討的機制要堅持下去，每次會議都要有記錄，記錄下共同走過的路和每名同志的學術貢獻，也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吧。學術研討這件事不能局限于學界同行之間的研討，不能見面就談基金申報、如何發表、如何寫報告，目的性太強，反而出不來高質量的創新。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寬廣的視野，與國際國內學術界、實業界和政府管理部門的同道深入研討，以更加廣泛的共識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2018年以來，我們的旅游經濟、旅游業的開展進入了一個文旅融合的新時代。旅游不僅有經濟屬性還有文化和社會屬性，不僅有產業屬性還有事業屬性，已經成為共識。我們是能夠為文化培育市場的，也需要文化為旅游賦能，在思想的引領、文化的加持方面都是需要的。一個沒有文化的產業是走不遠的，沒有思想建構和引領的產業也是走不遠的。文化和旅游融合開展，對于文化和旅游兩大領域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陽：2023年是疫情之后旅游恢復的重要一年，旅游業蓬勃開展，我們發現，文旅融合在各類數字技術的賦能下，產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旅游現象，諸如文旅局長代言、網紅代言等旅游新媒介宣傳方式，由此出現一些“網紅城市”，如燒烤之城淄博、冰雪之城哈爾濱等。您覺得此類現象是否具有可持續的旅游生命力？要構建健康而有活力的旅游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

戴：互聯網時代給了每個城市“出圈走紅”的可能，甚至可以在短時間內晉級“頂流”，淄博燒烤、哈爾濱的冰雪季等“網紅”現象，讓旅游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引發了旅游人群和關注度的倍增，也給城市經濟、產業開展、人才招攬等給予契機。在這類“超常”旅游效益的影響下，各地城市熱衷于破譯和掌握“網紅城市”的“流量密碼”。針對“網紅城市”的旅游現象，我在《南方都市報》的訪談《淄博、爾濱何以成頂流？網紅城市有可能被復制嗎？》中有所提及，并對“網紅城市”是否有流量密碼、是否能批量制造、是否可以讓流量轉化為城市開展動能、是否存在“旺丁不旺財”的現象等問題進行了剖析。

正如我在訪談中所提到的，淄博、哈爾濱等“網紅”現象并非來自它的“燒烤”“冰雪”，而是蘊藏于其中的“煙火氣”，是那些有情感有溫度的生活。它異于傳統的名川大山、名勝古跡等旅游資源，一種源于“大雅”之上的精神熏陶，更接近于一種生活的需要與體驗。如果要延續“網紅城市”的旅游生命力，一是需要“煙火氣”。要延續網絡時代“網紅城市”旅游所釋放出來的人間煙火氣、一種“小而確切的幸福”，這是吸引游客最關鍵的“流量密碼”。游客在旅程中最美的風景、最好的記憶是人與人的連接，尤其是對于“Ｚ世代”的年輕游客來說，這種散發“善意”的旅游吸引力才是他們想要的旅游體驗。二是要“市民化”。這是吸引游客的必要的“流量密碼”。市民對當地的旅游定位、旅游措施有高度的認可，并期待游客能夠在他們生活的地方感受到溫暖，整體傳播一種普通卻向上的價值。三是“基礎設施”。這是保持流量的基礎，主要涉及一個城市的民航、鐵路、航運等大交通，市內地鐵、公交等基本設施的便利度，能夠滿足游客的各類需求，避免因基礎設施不完善而縮短其旅游生命力。

關于如何構建健康而有活力的旅游，這是一個極具開放性的問題。第一時間，地方政府要持續作為，發揮宏觀指導與具體服務的雙重功能。例如，地方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市場環境的營造，想方設法提升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提升治理能力，掌握旅游經濟運行、旅游目的地建設的基本規律，為旅游業給予切實可行的指導。其次，合理管控游客對一個地方的預期，實事求是推介旅游目的地。我們發現，自網絡上部分地方文旅局長順利獲得各種方式推薦本地旅游景點而產生高流量后，很多的地方紛紛效仿。例如，有的地方學網紅城市，文旅局長們跟著“開卷”：唱歌跳舞扮古風，給了游客一個高預期，但是游客來了發現“賣家秀”變成了“買家秀”，極大的落差反而損害了旅游目的地可持續開展能力。絕大多數國內旅游者并不是跟著旅行團走，而是自助游和自由行，“說走就走的旅行，想留就留的生活”很是考驗城市和鄉村的接待體系和管理能力。沒有什么技巧可言，只能從社會基本面下功夫，從細節入手，順利獲得教育引導，讓市場主體和市民像愛護眼珠子一樣愛護市場環境，對外傳遞溫暖和善意。再次，用心打造消費場景，守護市場秩序。各地應該根據自身的旅游資源和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地打造旅游消費市場，切忌盲目跟風、千篇一律。對消費場景不能狹隘地理解，認為只是吃吃喝喝玩玩樂樂。事實上，關注精神層面的需求是消費場景的根本，也就是我們的消費場景需要滿足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從戲劇場到菜市場，都可以發現旅游的美好。最后，及時關注旅游消費新動向、新趨勢。例如，2023年爆火的Citywalk，它是典型的“無景點旅游”或者叫“城市旅游”，這與過去三年的疫情有一定的關系，過去三年讓我們重新學會欣賞日常的美好生活、重新發現身邊的美好風景。地方政府、旅游組織以及學術界應及時對這些新的旅游動向和未來趨勢做跟蹤研究，挖掘新的旅游潛力，構建生生不息、創新不止的旅游體系。

陽：旅游的可持續開展在當前語境下就意味著必須聚焦旅游的高質量開展，雖然我國的旅游業經過幾十年的開展已經具有了較大的規模，但是在“質”上，由于各地方物質基礎與非物質基礎的差距而存在欠缺。您多年來不斷主持編寫《中國旅游經濟運行藍皮書》、《中國出境旅游開展年度報告》、《中國入境旅游開展年度報告》等，對于我國的旅游建設與開展了然于胸，并且發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見。您能否談談我國旅游業高質量開展所遇到的困境和未來開展的建議？

戴：第一時間我們要分析什么是旅游業的高質量開展，或者高質量開展包含哪些方面的要求。第一，國民大眾參與旅游的比重要高，游客的滿意度要高；第二，市場主體的競爭力要強，產業開展的格局在不斷得到優化；第三，地方旅游業開展的動能要新；第四，從國家層面上看，國際影響力要大。

旅游的國民參與率和游客滿意度最高的時候是2019年，國內旅游達到60.5億人次，出境旅游達到1.55億人次，和14億人口相比，和發達國家相比，這個比例還需要進一步提高。我們既要看到有很多人的旅游需求已經進入個性化和多樣性的新時代，也要看到還有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還沒有享受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觀光旅游，還要看到很多的地方面向國民大眾的，特別是本地居民旅游休閑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完善還沒有完全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廣大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特別是對散客而言，服務質量還不穩定。2019年以來，我們就對包括桂林在內的60個城市的游客滿意度進行季度監測。現在總體上已經達到了80分以上的滿意水平，但是還存在結構不均衡、開展不充分、基礎不穩固等問題。

從產業開展的格局和市場主體的競爭力看，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自然資源、人文資源去開展旅游，也就是資源驅動型開展，還沒有進入到資本、技術、創業、創新、創意有助于型的開展，某種意義上講，屬于圈山圈水收門票、人山人海是紅利的開展模式。從地方旅游業開展的動能上去看，很多時候還是靠政府有助于，很多地方開旅發大會、發高規格的文件，而強有力的市場主體和投資組織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如果沒有相應的投資組織和市場主體，旅游產業的開展也是沒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的。

從國際影響力來看，我們在世界范圍內提出影響旅游業開展的新理念、新政策、新方案的能力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這么多年以來，可持續旅游、負責任旅游等新理念，最佳旅游鄉村評選等新做法，很少是我們原創的。中國發起創建的國際旅游組織，包括北京的世界城市聯合會、貴州的山地旅游聯盟和杭州的世界旅游聯盟，與聯合國旅游組織和世界旅游旅行理事會、亞太旅游協會相比，無論是國際化程度、專業化水平，還是行業的影響力，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不能夠只是為世界旅游業貢獻出境旅游的消費力，還需要在理念、政策、組織、平臺、機制各方面，對復蘇階段和繁榮時期的世界旅游業貢獻中國的力量。

陽：最近，“新質生產力”的提出，給學界和各個行業都帶來了新的開展視角，不同的研究者和從業者都從自身的角度對此進行了探討。我們知道，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帶來的是開展命題，也是改革命題。對于旅游業來說，也意味著一種新的開展契機與創新命題，是新技術、新理念、新業態等賦能下的開展模式。您認為旅游研究者或者從業者需要如何建構相關的理論，并將其運用于實踐？

戴：在新時代旅游消費需求變遷的情境下，需要新型旅游投資組織、市場主體和新型旅游業者來有助于產業高質量開展。我們不能繼續將星級飯店、旅行社和旅游景區當成旅游業的全部，也不能夠只是把導游、領隊、講解員、酒店和餐飲服務員、景區管理者和專家學者當成旅游從業人員的全部。隨著市場邊界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跨界者成為旅游業的新生力量。沒有新質生產者就不會有新質生產力，新時代的旅游從業者要分析旅游經濟開展規律、掌握現代生產工具、商業理念和全球視野。有了新質生產者，還要有新質生產工具和新型生產資料。過去開展旅游主要靠資源驅動和經驗驅動，而現代旅游業主要依靠科技、技術、文化、創意、時尚、傳媒等新要素和新動能。過去的旅游推廣，需要很多的文案、圖片和視頻，主要是人工操作，現在則是ChatGPT、Sora 等大模型生成。旅游線路設計、機票采購、酒店預訂等環節，過去靠導游、靠旅行社，現在能靠互聯網、靠大數據來完成。可能也有人會說這不是旅游業的核心業態和典型業態，互聯網永遠代替不了人們的現場觀感。事實是，看到很多虛擬現實技術正在改變人們的旅游偏好，數字化成為旅游業的生存要件。隨著人們偏好的改變，旅游經濟開展的質態和形態都會發生重要的、根本性的變化。誰掌握現代的生產工具，誰就掌握了新質生產力。除了新型從業者和生產工具，旅游新質生產力還需要新型生產對象。過去旅游資源主要指向傳統的自然資源、歷史人文資源，現在旅游目的地的高品質生活方式都已經成為旅游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既不能夠忽視新質生產力，把它當成一個與旅游業無關的概念，也不能一哄而上，還是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業制宜來開展新質生產力。說一千道一萬，只有當新質生產力是面向當代需求并為旅游市場主體所掌握的時候，它才會變成真正的具有現實力量的生產力。沒有人的現代化就沒有生產力的現代化，沒有面向新型消費需求的商業模式，新質生產力也不會產生現實的經濟價值和社會意義。

陽：非常感謝戴老師給我們給予了具有前瞻性的學術見解與具有可操作性的實踐經驗。最后，您能否對我們國家的旅游學科建設以及人才培養提點建議？

戴：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理論宣傳要著力引導學生對旅游產業的認同感和責任心，熱愛生活，對世界保持好奇心。千余所旅游院校，每年培養的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會展管理的畢業生數以十萬計，為什么很少在旅游領域就業？甚至為什么每次有關旅游管理招生就業的討論，除了吐槽，還是吐槽？高質量專業教育的缺失是主要原因。從幼兒園“卷”到高三，對社會基本無感的 18歲娃娃，剛進了大學校園，就加上“未來產業領袖”的光環，好嗎？學完教學計劃規定的課程，文獻閱讀、概念推演和論文寫作確實得到很好的訓練，但是與產業的實感幾乎為零。再一番“放羊式”的實習下來，就是被現實“摁在地上摩擦”的感覺，除了考公、考編、考研，心甘情愿地進入旅游業而傾盡才情與努力者，能有幾人？無論是專業思政，還是課程思政，都應該告訴學生一個真實的旅游業，培養學生快樂工作和幸福生活的陽光心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先培養今天的快樂學生，再談明天的產業領袖。廣東的文旅興趣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平臺，過去三年，招募遴選了國內35所高校44個不同專業的212名學子，順利獲得專業志愿者、業界面對面、專題研討等活動，在教育體制之外構建了產業融合新界面。

作者 | 戴斌

責編 | 劉鑫

來源 | 《社會科學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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