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
自研究院創建以來，分院和研究基地就不斷是組織建設和學科建設的重點工作。除了日常的信息共享、活動支持和人員往來以外，年底年初的專題工作會議是加強聯系最重要的平臺和機制。這次會議也是首次放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舉辦，謝謝都市旅游開展研究基地，謝謝上海師范大學旅游學院（上海旅游高等專科學校）精心周到的準備工作。特別是聽了同志們所做的情況介紹，感覺在過去的一年中工作很努力，成就很顯著，很受鼓舞，很受啟發。
不斷在思考研究院和各家分院、研究組織之間的關系，以及研究院能夠為大家做些什么。無論是從哪個要件來看，彼此都沒有隸屬關系，而且我們給不了項目、資金和行政資源，然而大家又在共享同一個品牌。從上次年會開始，我們提出了"學術共同體"的概念，也得到了領導和同志們的正面回應，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也是在按照這個方向努力的。既然是共同體，就應有共同的愿景或者價值取向。在過去與研究院一起開展的進程中，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國際化成長、組織創新等涉及到學術組織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先后得到了深入的探討。借本次年會之機，我想就青年旅游學者培養這個主題談幾點想法，供同志們參考。
  一、年輕人的成長是旅游學術傳承之所系，創新之所在
   過去三十年的開展歷史是中國旅游學人向西方學習、借鑒和移植的歷史，是適應產業開展要求，不斷從其它成熟學科拿來理論、工具和方法去解決現實課題的"挑戰—回應"的歷史。數代旅游學人在旅游基礎理論尚未完成成熟的情況下，逐步構建了旅游地理學、旅游經濟學、旅游企業管理、旅游文化學、旅游人類學等應用學科的主體框架、理論框架，特別是有中國特色的開展案例。在此基礎上，依托高等院校、科研組織以及一代又一代旅游學人的艱辛探索，旅游學科逐漸成為了顯學。客觀而言，源于自覺意識的學術建構系統仍然處于發育的初級階段，或者說學術成長的內在動力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以及更長時間之后，旅游學科將是什么樣子呢？
當前，我國旅游學科正面臨來自產業開展、學術演化和國際研討三個領域的歷史性挑戰。由于國民旅游需求的持續增長，我國旅游產業正處于黃金開展期，但是也處于新舊矛盾的凸顯期，特別是散客化市場的組織與新技術和新業態的開展，迫切需要理論界給予全新抽象的解釋和具體的指導。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在此之前的旅游產業是在入境旅游的基礎上，圍繞國際旅游起來的。相應地，全部旅游學科也是建立在歐美學術體系的基礎上，以解決入境旅游開展戰略的現實重大問題為導向的。現在要求自主建設全新的理論體系，可以說是旅游學科演化進程中的"二次創業"。在中國的國情下，旅游學科的開展還要受到教育部主導下的學科目錄的影響，1996年代以來，體制內的學科地位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下一步還會有不同學科門類之間，同一門類內部不同層次學科之間的競爭。從現在的研究范式的成熟程度和主流學術話語體系的認可度來看，旅游學科還沒有整體上的優勢。與此同時，國際學術群體的競爭——包括理念、范式、成果、影響力和話語權的競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旅游開展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也越來越重要的，對"中國旅游"的研究已經不再是中國（大陸）學術的專屬領域。對這些挑戰的回應，除了更理想、激情和對中國國情的分析以外，還需要寬廣的國際視野、深邃的歷史意識、最大公約數的工具理性，而擁有這些素質和能力的人群需要包括在座各位的學術前輩和當代學人更大的努力，更需要年輕一代旅游學者的自覺認同與學術實踐。
從2011年的中國旅游科學年會開始，我們已經有意識地做了若干有利于青年學者的議程調整。所有參會學者不再是如從前那樣由院里定向邀請幾個大牌學者或者高官到場聊些老生常談的話題，讓年輕人坐在下面聽，而是實行論文征集制，挑選那些優秀的作者，由研究院和我們的合作伙伴共同資助他們來參加會議。自己不寫論文，再大牌也得拿不到會議入場券。下次我們還要讓取得國家旅游局年度學術成果一等獎的年輕人在會議上發表獲獎感言，讓會議論文優秀者做專題演講，由名家對其點評。
根據國家旅游局副局長杜江博士的倡議，研究院和中國旅游報聯手召開青年學者推廣活動。首批入選的標準原則是：年齡在45周年以下、取得博士學位、中級以上職稱、有獨立撰寫的學術著作以及SCI、SSCI和CSSCI的來源期刊論文，曾取得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優先。對于入選者，我們打算每期拿出一個整版，刊登青年學者的照片、簡歷、學術成就、代表作和名家點評。這樣堅持做個一兩年，加上我們的省部級科研立項和學術成果評獎，應當是可以推出幾名學者出來的。
除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外，學術共同體內部的非正式的推廣至少是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古代的名士制度、薦任制，龐統推薦諸葛亮，蕭何月下追韓信，類似的故事無不在敘述著知識分子或者士大夫階層之間的惺惺相惜。還記得自己十多年前剛拿到碩士學位進入旅游學術圈子，有幸得到恩師杜江先生在各種正式、非正式場合的大力舉薦，尤其是諸多亦師亦兄的先生的認同，常戲言為"第三代旅游學科領頭人"。現在想來，常常慚愧得不能自已。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于一名年輕人的認同，特別是其年少輕狂的包容確是極其難得的學術資源。
   二、年輕人的引導與培養是當前旅游學科建設的重點任務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興，則學術興。那么，年輕人實行準備了嗎？學術薪火真的能夠自然地延續下去了嗎？我對此不無憂慮。
年輕人的學術思想與價值觀還有待于進一步明晰。中國正處于歷史性的轉型與變革進程中，精英主導的舊的價值體系已經逐漸消逝，而新的大眾化取向的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具體而言，旅游研究為什么？或者說"為了什么而從事旅游研究？"的問題還沒有進入青年人思考的范圍，即使進入了，也沒有清晰而穩定的答案。到現在這一代的旅游學術或者由于組織調配、專業調整，或者出于個人的理論興趣而投身于旅游教育和科研工作。自進入國民大眾旅游開展的初級階段以來，我不斷在思考旅游產業的價值取向，思考的結果就是"更多的國民參與、更高的品質分享"，放到國際上就是"讓人類大地上更加自由地行走"。說白了，就是讓我們的父老兄弟經由產業開展而提升生活品質。現在的社會開展越來越趨于多元，但是基本面還是傳統的官本位和現代市民社會的商業導向。我們要年輕人靜下心來扎扎實實的理論研究，不解決學術倫理問題，他們就會不斷糾結在做官、掙錢還是做學問的比較中，心靜不下來，就做不了大學問，成不了大器。沒有年輕人發自內心的認同，就沒有共同體的未來。
  把主流學術范式與當代旅游產業環境相結合的理論實踐還有待于進一步探索。近年來新進入旅游研究領域的年輕學者以博士學位取得者居多，科班出身，有的還在海外留學多年，熟悉和掌握了國際主流研究范式，對如何在核心期刊上發文章已經很熟悉了。不要小看這個所謂的主流研究范式，有了它，年輕人就可以與世界上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旅游學者對話，與國內其它主流學術圈子對話。與之前很大程度上自娛自樂，走不出產業小圈子和國界（境）的狀況相比，這是巨大的進步。我們得承認，也鼓勵年輕人掌握這些東西。與此同時，更需要在工具理性的基礎上引導他們加強價值理理性的建構，促使他們早一日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跨越。比如在論文選題和項目設計上，恐怕還是要更多充分地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旅游的業情。經過三十年的持續增長，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最好的旅游科學實驗室。從需求上看，既有觀光旅游、商務旅游的基本面，也有休閑和度假旅游的興起，還有很多中國特有的公務旅游、事務旅游的消費；從供給上看，既有放到世界產業開展格局中也算是奢華和高端的五星級酒店、度假地、高爾夫球場，也有已經成為規模的經濟型酒店、線上旅行服務商（OTA）、江上游輪等新型業態，還有數以百萬計的旅游住宿組織，包括"農家樂"、民居客棧、小城鎮的路邊旅社，它們同樣是產業供給的有機組成部分。如何引導年輕人把身心沉下去，在幫助這片土地上的父老兄弟生存、開展和提升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厚重的學術底蘊和獨特的學術風格，確是需要我們當從戰略和策略兩個方面加以思考的主題。1930年代，剛創建不久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諸位留洋博士在傅斯年所長的帶領下，很快就在考古和歷史領域贏得了廣泛的學術聲譽。從現在的資料來看，這與那一代學人把源于歐美的現代考古學的理念、工具與研究方法與中國的歷史文化以及當時的學術資源環境相結合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有利于青年學者穩健成長的學術平臺與開展機會還有待于進一步增加。作為個體的學者是學術共同體最基本的細胞單元。個體的成長需要專業的學術訓練，需要學術實踐過程中的努力與堅持，需要大的時代背景和特定開展階段的機遇，當然我們不完全排除有天賦的因素。專業訓練和學術實踐是個人的事情，天賦是老天爺的事情，作為組織和上一代的學者，我們有義務、有責任去解決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的機遇短缺問題。記得1995年剛開始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恩師，現任南京財經大學黨委書記徐從才教授的一句話：十多億人口啊，最稀缺的是機遇。客觀地講，現在我們為80后搭得平臺還不夠多，不夠大，更多的學術資源并沒有掌握在年輕人手中，也沒有代際轉移的跡象。這也不僅僅是旅游學科的事情，很多學科在當下都存在這個問題，所謂的贏者通吃，學術資源與行政資源集于一身。無論是出席國際國內高層次的學術會議，還是各種縱向和橫向的科研項目、學術評獎，以及發表學術論文和學術專著，基本上沒有年輕人的聲音。偶爾有，也是配角——盡管可能活兒主要是他們做的。一些青年學者讀書時是給導師打工，工作后又是給單位的學科學術帶頭人做助手。短時間這樣讓年輕人鍛煉鍛煉是可以的，長期下去不行啊！都想做陳寅恪，找一個黃宣那樣的有才有識的名門之后做助手，不現實的。且不說我們有沒有陳寅恪那樣的學術素養和胸懷氣度，就是有，那個黃宣也是可遇不可求啊。老不給年輕人出頭成長的機會，他們就會消極，就不可能把學術潛能發揮到最大化的程度，甚至會流失。不要以為年輕人不說就平安無事了，很多有名的旅游院校，所謂的"老四所"、"新四所"、"五星聯盟"，等等，你去看，很多是有團隊，沒有梯隊；有成就，沒有傳統。結果是所謂的幾個名家走了，好好的一個學科就走向了下坡路。在座的各位不僅是旅游研究各個領域的名家，也是各大學術平臺的資源配置者，得有這方面的宏觀視野和歷史意識。一定要牢牢地樹立這樣的觀念：青年學者的成長和學術共同體的開展需要個體的努力，更需要學科團隊、學術梯隊、學術平臺，以及保障平臺正常運作的制度安排。
   年輕人的學術聲譽與社會影響力還需要進一步積淀，在學術推廣上還需要與時俱進地創新。衡量一名學者的成就，除了那些量化的東西，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學術聲譽和社會影響力。比如提起旅游基礎理論就聯想起申葆嘉、謝彥君，提起旅游地理和資源規劃就聯想起保繼剛、吳必虎，還有旅游市場的李天元教授、旅行管理的杜江教授，等等，政府部門和產業界遇到這方面的有關問題也會想起問問他們的意見，專業和公眾媒體有關熱點問題的采訪往往也會找到他們，這就是學術聲譽和社會影響力。很多時候，可能名家已經過了學術創造的高峰期，甚至不再從事具體的學術研究工作了，但是只要他們人在，就沒有人可以忽略他們，以及他們所服務的學術組織的存在。事實上，沒有任何人的道路是可以復制的，過去是做卡片，寫論文，發表成果，學者就慢慢地成長起來了。大家都不急，比的是基本功，比的是耐力。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信息技術的社會環境下，不僅是個人的學術聲譽，還是組織的學術推廣戰略都還在摸索之中。研究院有個內設的職能部門叫學術推廣部，我就給部門的同志講啊，你們第一時間要思考定位問題，就是宣傳部加上市場營銷部，也許還有公關和經紀人的色彩在里面。還要思考工作方向，要把組織，把我們的這個學術共同體推廣出去。要實現這個目標呢，只是宣傳我這個院長是不夠的，要多宣傳我們的年輕同志，要密切跟蹤他們的研究，多多宣傳他們的成果。如果更多的年輕人成長起來了，有名了，我這個組織是不是也就跟著起來了？當然還要琢磨工作方法，找記者開成果發布會、建網站、發微博、寫通訊、做采訪，都需要我們在大的戰略指導下綜合運用傳統的和當代的宣傳工具和推廣手段去服務于年輕人的學術聲譽累積和社會影響力提升。
   三、青年旅游學者的成長是學術共同體的戰略使命
   希望我們的旅游學術組織，特別是組織的行政負責人和學科帶頭人在青年學者的培養上要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活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們沒有能力也不應當把后面幾代的事情都做完的。去看看黨和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集體，不斷在謀劃革命事業的傳承問題，十八大前后從省部級到縣處級就是5678的架子。即省部1950年代出生者為主，輔以1960年代者；地廳級領導干部則是1960年代出生者為主要培養對象，輔以1970年代者；縣處級則以1970年代出生者為主，1980年代者配合。反觀旅游學術圈子，別說80后，就是70后都還沒有幾個真正走到前臺的。到各地走走看看，開會、做項目，都是老朋友，熟面孔。這樣不行，再開展下去，年輕人看不到出頭之日，就會走了。有個電影演員叫楊立新吧，之前是人藝的青年話劇演員，為什么后來演電影了呢？有一次接受媒體公開采訪，他說院里有一位"戲骨"級的老演員朱旭，是他的Ａ角，演得確實好，也很敬業，排上的戲每場都要演，"只要觀眾的掌聲還在響，我就要不斷演下去"。這樣B角哪里會有出頭之日啊，結果楊立新就"不玩兒了"。所以我說，青年旅游學者的培養工作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戰略性的現實課題。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怎么謀萬世呢，包括學術傳承與創新的代際交替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們的學術組織多給年輕人壓擔子，創造機會讓他們在承擔中成長。不要怕做不了事情，更不要怕做不成如何如何。很多責任，不在那個位子上，是無法看出他們的角色擔當能力的。反之，到了那個位子上，也許年輕人就顯現出我們預料不到的能力。至于可能有潛在的風險或者說做不到位的情況，我的看法是，歷來是不存在沒有風險的機遇，也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萬無一失。萬一失誤了，我們決策者擔起來就是了。"管"這個詞，不應當是常人理解的把年輕管住，管得只按照我們既定的節拍跳舞，而應當是負責。負什么責呢？一旦有問題，我們是底線，直接扛起來就是了。亞里士多德在反駁柏拉圖的理論時說過"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對于年輕人的成長，包容、寬容與激勵同等重要。
希望我們的學術組織要穩步搭建學術平臺，培育"硬核穩定、邊界開放"的研究機制，讓青年學者始終在正確的方向上進行學術演進和理論創新。不滿足現狀，向往未來是年輕人的天性，否則就不叫年輕人了。年輕意味著無限創新的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大的方向感還是需要學科帶頭人加以把握的。 理論與實踐要結合，老中青也要結合。在評閱廈門大學、中山大學、華僑大學等高等院校的博士學位論文時，經常為年輕一代學者的努力和成果而激動不已。廈門大學張進福博士研究西藏朝圣旅游，用人類學的視角，把自己作為一個普通游客，多次到西藏在同行中去分析、觀察所研究對象。我們的中山大學，在旅游目的地影響的研究中進行了大量扎實的田野調查，我認為這樣的研究才是真正接到了地氣。社會開展也好，學科體系構建也罷，都需要一邊在邊際意義上順利獲得知識的發現進行創新，一邊在人類文明演化的意義上始終保持倫理上的正當性。
希望我們的學術組織給年輕人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共同探討適應時代需求的科學研究方法，形成學術群體所特有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在學術薪火相傳的過程中培育旅游理論研究的中國學派。從現有學術成果來看，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學者，特別是那些在歐美發達國家接受過系統專業訓練者，在外語、計算機建模、統計處理、數理經濟、論文格式規范等方面都是能夠熟練掌握并運用的。像廈門大學的旅游管理專業是依托管理學院建立起來的，他們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同樣要把高級宏觀經濟學、高級微觀經濟學和高級管理學的基礎知識和基本工具訓練得非常扎實。在這方面，我們得承認年輕人的綜合素質和專業能力要比包括我們這一代在內的旅游學人總體上要強得多。在承認的基礎上要給這樣的學術研究以正向的肯定，因為運用類似的工具理性展開的學術研究，才有可能在國際國內的學術共同體進行批評和對話。當然，旅游是很多學科都可以進入，事實也正在進入的研究領域。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研究范式，除了通行的量化研究之后，還有理論思辨的質性研究，研究方法除了建模，還有案例等不同的方法。無論哪種范式和研究工具，學者都必須真正掌握后才可以運用，千萬不可為了方法而方法，讓理論研究成為數字和文字的游戲。在這方面，我們的學科帶頭人應當率先垂范，特別是要注重對學術梯隊的價值理性的培養與熏陶。"研究為什么？"是每一位致力于學術研究者和理論工作者都必須要回答的哲學問題。在真正的大師面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國旅游學術共同體需要有這樣的社會教育理念。